
要论起多疑亿正策略,老蒋自称第二,曹操都不敢报第一:曹操是真有本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水平,可能还远在诸夏侯曹和五子良将之上,而老蒋能指挥多少部队,有人说是一个团,有人说是一个连,还有人说他最好还是去指挥一个机枪班。
老蒋对任何人都不信任,而且那种不信任是摆在明面上的,不管是陈诚还是顾祝同,都得不到老蒋的完全信任,就连有“鹰犬将军”之称的,也在《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辑)中回忆他在大西南逃窜的时候,既怕解放军追上,也怕老蒋派人干掉他:“郭汝瑰深夜派队伍来,很可能是奉蒋介石的密令,想乘我的不备来解决我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即起床,冒着滂沱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高一脚低一脚向西行进,足足走了八个钟头……”

宋希濂不知道郭汝瑰是地下党,更不知道郭汝瑰即将起义,他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仓皇,也是出于对老蒋的了解:淮海战役期期间,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曾对中将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百般拉拢,还撺掇宋希濂跟自己一起“倒蒋”,虽然事后宋希濂向老蒋做了汇报,但猜忌的种子却就此埋下——白崇禧“图谋不轨”,为啥不找别人而找你?
老蒋生怕各“剿总”司令一家独大,就千方百计实行“分权互制”,他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了张轸、宋希濂、夏威(中将加上将衔)、李品仙为副总司令,徐州“剿总”名义上是刘峙掌舵干活,但实际上跟杜聿明一样为副总司令的,还有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这些“副总”有的是“光杆司令”,有的是兵团司令,杜聿明指挥的时候,总有尾大不掉之感,最后连邱清泉李弥也跟他讨价还价:大家都是兵团司令,我们凭啥听你吆五喝六?
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的副总司令还真不是最多的,三大战役最先开打最先结束的辽沈战役,老蒋一股脑在东北“剿总”设了九个副总司令,他们就是杜聿明、、范汉杰、梁华盛、孙渡、万福麟、张作相、马占山、陈铁,更搞怪的是这九个副总司令中,居然还有两个上将:张作相于1925年代任吉林军务督办兼吉林省长时晋升陆军上将,马占山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还是正授上将,史料中有不同记载,但我们看历史照片,就会发现张作相和马占山都是挂三颗星,只是不知道他们的上将军衔在老蒋的“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有没有得到认可。

张作相和马占山都拒绝跟老蒋一起撤往台湾,史料称张作相在锦州是被“误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还亲自会见并派专人将其礼送到天津,张作相辞世,周总理还很遗憾地表示:“老先生怎么故去了?我们还要请老先生出来一起工作呢。”
张作相1949年4月19日病逝,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马占山则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还受邀参加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遗憾的是马将军当时已经病情严重,没有能够出席。
两位上将副司令都不肯跟老蒋走亿正策略,上将总司令于1955年回到北京,并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老蒋在台湾闻讯后会不会气得吐血三升,读者诸君也是能想象得到的。
卫立煌对老蒋发动内战极为反感,尤其是老蒋让卫立煌去接陈诚制造的烂摊子,更是令人齿冷,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中揭露:“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属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

连老蒋的“密友”张群都认为老蒋让卫立煌去东北这件事做得不地道,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对杜聿明说得也很清楚:“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老蒋口头上答应首将东北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卫立煌,还承诺将陈诚在东北送掉的十万部队约四个军全部恢复充实,并表示自己一定会从关内增兵到东北。
卫立煌上任后才发现自己这个“剿总”居然有九个副总司令,而且杜聿明还是从徐州“空降”过来的,老蒋确实是往东北海运了一些部队,但那些部队根本就不归卫立煌管:杜聿明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另一个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卫立煌手里只有沈阳那点部队,老蒋还频频催促卫立煌把沈阳那点人马也拉出去救被围在锦州的范汉杰,最后连廖耀湘也归老蒋直接指挥,卫立煌成了“空头司令”。
杜聿明和范汉杰最后在战犯管理所重逢,并于1959年和1960年特赦,沈醉在《人鬼之间·国民党将领的另面人生》中回忆:“溥仪、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六人,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由过去的每月100元提到200元。他们接到这一邀请通知书时,无不心情激动万分。决心要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竭心尽力。”

郑洞国的运气比杜聿明和范汉杰好得多——部下假装抵抗,软硬兼施让郑洞国答应投诚,所以郑洞国并没有进战犯管理所,而是当了新中国水利部参事(部长是傅作义)、国防委员会委员。
卫立煌、张作相、马占山、杜聿明、范汉杰、郑洞国说完了,咱们该看看另外四位“副总司令” 的结局了。
在梁华盛、孙渡、万福麟、陈铁这四人中,也就陈铁还“有点作用”,杜聿明说陈铁是卫立煌的“亲信”:“十月十八日,陈铁召集葫芦岛国民党军各师长以上开会,知蒋介石仍然企图以沈阳的廖耀湘兵团西进,葫芦岛的部队东进,到锦州会师,妄想打通榆沈交通线,为而后东北国民党军逃入山海关准备条件。陈铁眼见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已陷入绝境,故态度消极。在会议中,他查询了各部队人数及武器弹药的补充情况,对葫芦岛部队行动没作出任何的部署,只要求各部队加强工事,在原地待命。”
陈铁在东北没有被俘,但后来在西南也起义了,1949年11月时任第八编练司令部司令、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陈铁通电起义,然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陈铁起义,孙渡则进了战犯管理所,沈醉的回忆录中有孙渡的名字:“1957年国庆节后的一天,管理所的干部把我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四人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说:‘上级决定把你们四人转到北京去,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一两天内就动身。’”
孙渡和沈醉一开始都在重庆学习改造,直到1957年才进入功德林,没过几年他们就都出去了:沈醉1960年特赦,孙渡于1963年跟康泽同一批特赦。
这样盘点下来,东北“剿总”九个副总司令,马占山、张作相受到礼遇,陈铁、郑洞国起义或投诚,杜聿明、范汉杰、孙渡三人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只有梁华盛和万福麟跟老蒋去了台湾,老蒋千算万算,最后还是丢了东北,一正九副十个司令,跟他同心的顶多一两个,甚至可能一个都没有,您说老蒋在用人方面如此糊涂,岂能不打一仗败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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