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的一个凌晨中证所，杨家沟的土窑洞里还亮着煤油灯。文件摞得老高，风一吹门板嘎吱作响，窑洞外是摄氏零下十度的干冷，窑洞里却因熬夜的热气带着一丝潮湿。毛主席伏在小书桌前批改电报，身旁的棉衣打了又补、补了再穿。看守哨位的瞥见这情景，心里直嘀咕：全国战事刚扭转，这位老人到底扛了多少担子？
战事吃紧，后勤更紧。会议一结束，主席让伙房捞一碗荞麦面，随手把半碟咸菜推给值班卫士：“舀点汤就行，浪费不得。”周围人半是钦佩半是心疼，却又不好劝。他老人家那股子节俭劲，谁来都是碰壁。有意思的是，同时间，江青已经为女儿李讷翻出一条旧棉裤，正琢磨着再塞些棉花进去。战争年代，只能这样东拼西凑。
天气越冷，整风运动的火却越旺。中央连续下达文件，要求从上到下逐队清查。文件堆到江青案头，她先是翻了翻，再是一皱眉，忍不住嘀咕：“怎么连我也要写自我检查？”对别人，她向来强硬；真到了自己头上，还是紧张。傍晚，她端着碗小米粥找到毛主席，语气里透着委屈：“我又没犯事，为啥还要审查？”那一刻屋里的人都屏住呼吸。
短暂沉默后，毛主席放下钢笔，声音不大却扎实：“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一句话稳稳落地，像石子投入井里中证所，不见回声但余波四起。江青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辩解，只低声“嗯”了一句。卫士们听在耳里，感到那股硬朗劲儿，比陕北的北风更冷冽。
夜里灯火还亮。李银桥守在门口，忽听窑洞里又传来落笔沙沙声。主席把方才那句批在自己日记旁，笔锋干脆——“干部先要过纪律关，否则前线再大胜也会败在后方。”写完，他伸伸腰，把李银桥唤进来：“咱们人手紧，把哨位轮班表再排一下，别让同志们熬得太狠。”李银桥点头，心里却记住了方才那句“凑合着过吧”的自嘲。领导人也有烦心事，只是常人少见。
几天后，西北平剧团进村慰问。大雪封山，乡亲们拖儿带女来看戏，队伍足足排了两里地。毛主席抽空赶去前排，看了不到三折，便匆匆退场，留下背影和一句轻声“工作紧，先走一步”。有人说这是领袖的原则，也有人暗叹是不得已的牺牲——连生日都只能在公文声里掺一碗长寿面，算作庆贺。
值得一提的是，主席对家属从不搞特殊。李讷刚到杨家沟，江青本想让孩子跟父母一桌，伙房另外添细粮。主席摆手：“条件一样，去大食堂。”小姑娘听得懂话，不声不响排队盛饭，还把碗底儿里的小米粒舔得干干净净。那场面让不少新来的干部红了脸：要求部属简朴容易中证所，真正带头才难。
窑洞的夜总是很长。一次老乡想进院子搅缸腌菜，被警卫拦下。吵到半夜，主席披了棉衣出来：“让他进去，人家把屋子借我们住，够意思了。”说罢转身，脚步没停。警卫们相视无言，这才明白“群众路线”不是口号，而是活生生的选择。
整风进入深水区，文件越发密。江青终究写了检查，字句平平，却算过关。有人私下猜测她心中仍有怨气。李银桥没表态，他只记得那晚送饭回来，主席半躺在木板床上，表情疲惫却平静：“查得严好，队伍才靠得住。”短短一句，把身边人按住了杂念。
转眼到1948年初，控制线已跨过黄河。战事捷报一个接一个，后方却不能松懈。主席外出开会，仍穿那件补丁棉袍。有人提议给他换新的，他挥手：“钱留给伤员，衣服能挡风就够。”韩桂馨偷偷补袜子，一针一线又累又慢，可见破洞实在太多。她忍不住问李银桥：“为什么不打报告领新的？”李银桥摊手：“他老人家不批，我们也没辙。”
几个月的忙碌，让窑洞成了真正的指挥所。李银桥记得最清楚的一幕，是主席在深夜对身边人说：“打仗靠枪，也靠人心。纪律松一寸，民心就远一尺。”句子不长，却像在磴口的石阶上钉下铁钉，把众人心神都钉住了。
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后，审查工作告一段落。江青虽嘴上不再抱怨，可心里的疙瘩未必消散。毛主席也许清楚，却没有再提，只在一次夜谈中淡淡一句：“人多嘴杂，耐得住才行。”旁人听得出，他并不想深究，也不想让内部摩擦耗损更大的精力。
几十年后，那句“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常被档案馆的研究者引用，仿佛一道闪电，把那年冬天的具体温度和窑洞里燃着的炉火一并照亮。毛主席对旁人要求严格，对自己更苛刻；江青的委屈不过小波折，却恰好折射出整风时期的标准与尺度。原来，纪律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进每个人的日常——穿衣、吃饭、睡觉、开会，凡是连到百姓利益的地方，都得刻进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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